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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缜其人其书
作者：许迪锵
王缜其人
王缜及王夫人画像，年修复前后图
作为读书人，最好是活在宋代，据说太祖立了个命令：不得杀文士，后来苏东坡陷乌台诗案，脑袋差点要搬家，时已退隐的他昔日的死对头王安石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才得以继续吃他的东坡肉而不是冷猪肉。文人最不幸是生在明代，敢言的，在家里造定棺材才上朝，吃板子是家常菜。这且不管，在我们印象中，明代官吏要不是贪，见钱开眼；就是懒，庸碌无为；再不然，就是酷，严刑峻法，无一不令民众吃尽苦头。然而，读了《梧山集》，对明代的官有了不同的看法。可以说，这诗文集反映了明中叶一名官吏的日常，让人看到他们如何为治理地方殚精竭虑，为外交内务奔走劳顿，为矫正国策犯颜进谏。他们可以当国使、办马政、理屯田、平叛乱、通漕运、正赋税、救饥荒，更少不了与同僚诗酒唱和，名副其实的亦文亦武，堪称十项全能。传统上，这叫循吏或能吏，仗赖他们，国家得以维系不坠。
《梧山集》，作者王缜（-），事迹见《明史》卷二百○一〈列传第八十九〉：
王缜，字文哲，东莞人。父恪，宝庆知府。缜登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劾三边总制王越附汪直、李广，不可复玷节钺。出理南畿屯田。有司征松江白纻六千疋，缜言纻非正供，且请停上清宫役。诏皆罢之。累迁工科都给事中。
武宗初立，内府工匠以营造加恩。缜率同官言：「陛下初登大宝，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劳进者，诚不可示后世。宜散遣先朝诸画士，革工匠所授官。」帝不能用。中官张永请改筑通州新城，缜言泰陵工作方兴，不当复兴无益之役。帝乃止。
正德元年出为山西右参政。历福建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协平江西贼王浩八。干清宫灾，疏请养宗室子宫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内官，召还建言被黜诸臣。不报。已，调郧阳巡抚，迁南京刑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陈正本十事。嘉靖二年就擢户部尚书。卒官。
贯穿这简短传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进谏，有的获接受，有的不。这里一开始就说王缜弹劾三边总制王越（三边，指延绥、宁夏和甘肃三个边境地区；总制，即总督），说他勾结太监汪直、李广，不可再充当将帅之职。再下来是税务部门要向松江征收六千疋白纻布，王缜说白纻不是正规赋税物品，要求停止，又要求停止兴建道观上清宫，都得到皇帝接纳。明武宗（正德帝）即位，对参与兴建宫室的工匠太监加恩赏赐，王缜与同僚联合上书，说皇帝登基之初，对只出些微劳力的工匠已予以升级，工技只是低微的技术，不应大加提倡，应遣散前朝专责绘画图像的画工，工匠有授与官阶的，一律革除。帝不听。宦官张永请求改建通州新城（通州为北京城外围重镇，景泰年间建通州新城，历代均有修建），王缜认为泰陵（明孝宗陵墓）才开始兴建，不应再启动没有实际利益的工程，皇帝接纳。
干清宫为永乐帝所建，是皇帝的寝宫，正德九年为大火所毁，传统上，国家有什么天灾人祸，无论出于真情还是假意，皇帝都会认为是自己行事失德，致遭天谴。干清宫大火，皇帝按例下诏求言，寻求正己治国的良方。王缜上疏说，应把亲王子弟留在宫中（若分封在外或致尾大不掉），巩固治国的根本，另外还要削减南京的太监人数，并把因大胆提出建议而被贬逐的臣子召回来。但在发生灾难时要人提出建议，说到底只是一种姿势而已。到嘉靖帝登基，通常又是作个样要臣子大胆发言，王缜又陈「正本十事」。他最后的官阶是户部尚书，是正二品大员，可惜在这位置上坐不多久，王缜便「卒官」。卒官，就是在任内去世。
《广东通志》卷四十五〈人物志〉也有王缜传，所记重点与《明史》略有不同：
王缜，字文哲，东莞人。父恪，宝庆知府。缜为人敦伦，寡言笑。弘治癸丑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出使安南，却所馈金，得使臣体。迁礼科，核南畿屯田，刬革宿弊。擢工科都给事中。正德初，擢山西参政，改云南。寻超为右布政使，俄转福建左布政使，进副都御史，巡抚应天。讨姚峒贼有功，赐钞币。寻以干清宫灾疏答天谴四事，皆切时弊。武宗欲西巡，疏止之，不报。壬申丁内艰，服阕，以父老，乞终养。诏起抚治郧阳，是时武宗欲幸诸郡，供亿繁费，缜多所裁损，竟不问。己卯夏宁藩煽乱，荆襄震动，缜下令设备以安民心。寻擢南京刑部侍郎。嘉靖改元，疏陈十事，正大本、法祖德、广延访、重诏令、禁奢侈、求贤才、恤民穷、正风俗、复旧制、重人命，多见采纳。迁南京户部尚书，疏辞，不许。时畿内大饥，缜区处赈恤，请内帑银五万两给之，寻卒于官，年五十有九，赐祭葬。
《明史》记王缜的敢言，《广东通志》记王缜的敢为。王缜曾为使臣，出使安南（即今越南），安南国王赐以金钱，王缜悉数退回去，保存了国体。他又屡次「平贼」，维系了朝廷的命脉。传内两次提到王缜请辞，一是「壬申（）丁内艰，服阕，以父老，乞终养」，「丁内艰」，母亲去世。另一次是调迁南京户部尚书时，都不获答应。其实王缜要求退休不止这两次，都不成功，否则就不用「卒于官」。《明史》「卒官」二字，轻轻一笔，彷佛只是述说一只蚂蚁，或一头骆驼，正在努力工作，忽地双腿一伸，去了。实则王缜一生当官，是有血有泪。
上两图分别是王缜画像及王夫人画像上的诗堂内容
另外，《国朝献征录》卷之三十一〈南京户部一（尚书）〉也有王缜的事迹，与以上两项资料差不多，有所补充的是「时逆瑾擅权，牵咎罚米五百石，俸不足，鬻产以偿。瑾诛，进右布政使」。逆瑾即太监刘瑾，横行霸道，贪赃枉法，王缜常上疏跟宦官过不去，给刘瑾借故罚米五百石，王缜薪俸不足交纳，要变卖家产才应付过去。刘瑾被处死，王缜得以晋升。此外，「武宗欲廵幸诸郡，供亿动以万计，有求活虎豹以献，悉令罢之，且究其为首者」。正德皇帝以喜欢吃喝玩乐著称，民间流传许多有关他风流快活的故事，这里说他有意出巡诸郡，而但凡皇帝出游，民间自必以最高规格接待，耗费惊人，为了讨皇上欢心，官民更争相献上奇珍异宝，以致有求活虎豹献上，王缜大力阻止，并且追究带头的人。由此可见，王缜为官刚正，很能为老百姓着想。这在古代，自然是相当难得的。
王缜的书：《梧山集》
历史文献只对王缜行事作简要的叙述，《梧山集》却提供了实在的细节，读这部集子，是读王缜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生平，亦即洋人说的：Hislife,inhisownwords。
《梧山集》为王缜毕生诗文集，成书在他身后。据王守仁序，「嘉靖之二年，南京户部尚书梧山先生以病卒于官。越三年，其孤国子监监丞夕久自东莞诣余，乞为其先人集序」，王缜嘉靖二年去世，过了三年，即嘉靖五年，他儿子王弘久带着父亲的文集，「乞序」于王守仁。对，王守仁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著名理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和王缜一样，也能带兵，平暴止乱。二人同宗，故王阳明自称宗侄。为他人文集作序，通常都会说好话，王守仁此序也一样，但读过文集，就知道并不是虚言。此序现有《王阳明全集》似未收，只见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今论衡》年6月第22期杨正显〈王阳明诗文拾遗〉收录，弥足珍贵。全文如下：
岭南厚街王氏，吾宗也。今上嘉靖之二年，南京户部尚书梧山先生以病卒于官，越三年，其孤国子监监丞弘久，自东莞诣余，乞为其先人集序。是时，余正奉命制两广，府署距东莞一苇杭之尔。读先生集，恍然如畴昔晤对时，遂欲移舟仙里，览公平日钓游之旧。多事匆卒，未能也。忆弘治己未，余举进士，居京师，公时以给谏充安南册封使，于时先君子承乏秩宗与同朝诸荐绅饯送都门，余始获钦仪丰采，见其温温恪恪，岸然有道之容，倘所谓和顺积中而英华发于外焉者耶！越十年，公累迁都宪，抚军郧阳，余亦抚南赣。洪都之变，公首设方略为犬牙交控之势以扼其冲，不逾年，逆濠成擒，天子得纾南顾忧者，公为之傋也。今上监公累劳，御极之初，特晋大司徒，将拜台辅，而公转盼墓草，时甚悼焉！
是集皆公历宦以来，忠勤大节，形之章疏，中虽或允行，或未奉允行，甚或抵触天怒，无所忌讳，要均可以前质古人，后示法于来者，间有闲吟别撰，非公经意为之。而其性真所发，笔兴并酣，则卓荦纡余，不可以一格拘，其素所蕴积者厚也。嗟乎！古人后世而不朽者三，立言其一焉！如公之盛德丰功，赫赫在人耳目，立言其奚以为？虽然余尝式公之德矣！佩公之勋伐猷为矣！且十数年，世讲宗盟，得亲公之謦欬风仪，匪朝伊夕矣！今公往，集存，每披寻展读之，幸得所凭借以想见公之生平。而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且，及遥遥几百载后，未识公之面貌，又不获豆，公之书而竹帛有湮，史策无据，其何以美而传，传而爱慕。使夫闻风生感，懦夫立，贪夫，重为功于名教哉！故集存，是公之存也；即公之立朝风，烈文章及其匡居志趣亦一一与之并存也。闻公之先大人淡轩先生守宝庆时，有《楚游草》传世，诗坛贵久矣！得公集廓而大之，于以经世而行远，后有作者，王氏其弁冕乎！余不才不得政通人和之暇，相与造公堂，酹公墓而告焉！窃对公之遗集，幸公之盛德丰功并立言而不朽之三俱矣！遂书之以为序。
赐进士第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两广总督余姚宗侄守仁顿首拜撰。
杨先生指出：「阳明于此序中说：『忆弘治己未岁（弘治十二年，），余举进士，居京师，公时以给谏充安南册封使，于时先君子承乏秩宗与同朝诸荐绅饯送都门，余始获钦仪丰采。』可知两人认识是因为阳明父亲王华之故，又《梧山集》卷末亦收录有王华的赠诗。」承乏，出任官职的谦称，秩宗，掌管礼仪、祭祀的部门，即礼部，王华曾任礼部左侍郎。序中所言王缜出为安南册封使、处理洪都之变（洪都，指武昌。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据武昌起兵叛乱）等事迹，见诸史册，《梧山集》中也有记录，故王阳明许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绝非过誉。
王序之外，集前又有谭纮序。谭纮，乾隆二十五年（）三甲进士（是年一甲三名，为首的是大学者毕沅），虎门大宁人，虎门属东莞，故序末称同里。这个序就写得比较空泛，虽然以王缜与曲江（张九龄）、庐陵（欧阳修）、眉山（苏洵）、宣公（陆贽）相比，未免有点不着边际，王缜不以文著名，如王阳明所言：「古人后世而不朽者三，立言其一焉！如公之盛德丰功，赫赫在人耳目，立言其奚以为？」说王缜之所以不朽于言，只因从其言可以想见其德而已。单就「言」而言，王缜实难与曲江等前贤相比。然而谭序说「（王缜）生平亮节清标，发于诗古文词，皆雅逸雄深，卓卓足垂不朽」，倒算有他的卓见。
集前又有张璁的〈大司徒梧山王先生政绩记〉，所言王缜的政绩，大致可从集中诗文见得更真切，可暂且不表。再下来是杨一清的〈明资善大夫南京户部尚书忠贤梧山王公神道碑〉。古人死后，记述其生平的文字可以有几种形式，最基本的是行状，用以记述死者生平事迹，可由家属撰写，或由名人、大作家代笔，以备将来史家采纳；其次是墓志，也是个人生平陈述，文体是散文，最后来一段四言韵文，是为之铭，合称墓志铭，墓志铭刻在石上，埋入墓中，以备后世相信；也有把石碑立在墓前的，称墓表，表就是在外边的意思；再有神道碑，神道就是墓道，得三品大员以上才可立神道碑，要有这个地位，才可以在墓前开一条过道，在道前立碑，就是神道碑，王缜死时为户部尚书，属正二品，所以可享有墓道的光荣。一般来说，无论状、志、表、碑，都是隐恶扬善，歌功颂德。文学史上写墓志最出名的首推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但毛主席的老师章士钊批评韩文公最善于「谀墓」，即替死人讲好说话，发死人（家属的）财。值得注意的是，〈王公神道碑〉中有一句：「黄大夫阅古之状可征，乃节其辞曰……」这位黄阅古，《东莞县志》卷五十七有记载：
黄阅古（-），东莞人，字时准，号景溪，黄结子。弘治十五年（）进士，官户部湖广司主事。正德二年（）升户部四川员外郎，除户部山西司郎中，时正西征，转输繁剧，奏章丛冗，黄阅古夙夜殚虑，寝食俱忘。在户部十年，迁福建转运使，镇守登台监每年掠夺商货至三千金，阅古一切罢免，正德十五年（）入觐，为太监指摘，遂致仕归。建家祠，创书院，结诗社，以诗赋自娱。
黄阅古是东莞人，观其行事刚正，与王缜既是同乡也是同道，由他来写王缜的行状，最适合不过。但查资料，黄大夫传世的只有诗，未见其文集，〈王缜行状〉可能是他的佚文，但张璁「节其辞」，则此神道碑的原作者应可视为黄阅古。希望有心的学者可从东莞文献中把原文发掘出来。（《粉岭—香港地区史研究3》页53录有黄阅古嘉靖四年（）〈祠堂序?龙跃头〉一节，见《南阳堂邓氏族谱》。）
神道碑之后，收录了《国朝渊鉴》和省志、郡志、邑志所载的〈王文哲传〉，所述大致跟神道碑所述差不多。由此可见，墓志或神道碑确有为史传提供个人资料的作用。
最后是王缜哲嗣弘久的〈年谱〉。〈年谱〉记述较详细，可作为阅读文集前的一个纲领，其记王缜年轻时的轶事，为史传、碑志不录，颇有趣。如说王缜周岁的时候，有强盗入乡抢掠，乡民争相走避，仆人用背带背着他逃跑，不少心把他遗落在后园，发觉后赶忙去找，只见他坐在桑树上，乡里都很惊讶，认为不知是什么庇护着他。一岁小孩当然不晓爬树，显然是有好心的邻人见有小孩给遗弃地上，就把他抱到树上，好让家人来寻回，那也算是冥冥中如有神／人助吧。另一次是在他五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去广西上任，要乘船经过大峡，峡上都是贼巢，即使官员经过都给洗劫一空，行旅要偷偷摸摸上路。王缜爱夜哭，经过大峡的那天晚上他一觉睡到天亮，全家幸保平安。到他二十五岁，乘船上京考试，两岸有楼房，一家人的婢女往河上泼水，把主人的金钏也泼到他船上，他发觉后叫船家掉头赶回去把钏交还，可怜那女仆已给打个死去活来，当时人认为他有「裴晋公之风」。裴晋公即裴度，《唐摭言》说他年轻时在寺庙中拾宝不昩，原物交还物主，后裴度位极人臣，封晋国公。这故事虽然教训我们不要往街上泼污水，「主人责婢偷匿，拷掠不堪」的叙述，却不意暴露了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现实。
王缜二十二岁乡试中式，二十三岁应科举下第，二十六岁再考仍不中，以交通阻滞，留在京城，二十九岁终成进士，三十一岁授官，任兵科给事中。文集分二十卷，头十卷是奏疏，就是写给皇帝的公文，对照年表，应是按年编订，卷一第一篇〈门禁事〉应该就是兵科给事中任内的上奏，兵科给事中的办公衙署在皇宫午门外东、西朝房，此奏讲的是就是皇城守卫的细节。王缜向皇帝报告了皇宫守卫的森严，据报，皇城之内又有砖城，叫禁城，禁城有四个城门：前午门，后玄武，左东华，右西华。四门平日多关少启，只从午门的两个侧门出入，自然，各门晚上都关闭。若有文书要连夜投递，要连钥匙一并递出，递出多少次，门卫要作报告。此奏写于弘治九年（）正月初四日早上，说坐更将军报昨夜三更二点有钥匙四把递出。原来，「每月或一夜或二夜，或二三更或四五更，或有文书钥匙自午门内递出者，或有土石等物自城上抛下者，一以防细微，二以验坐更者知觉否，所以严守卫也」。这是说每月一次或两次来个突击检查，故意递出钥匙，看看门卫有没有如实报告，又或在城上丢下土石，看看当值的人有没有醒觉追查。可真设计周全，也可作为皇宫保安制度的一个旁证。
下一篇〈直鼓事〉，讲城内「登闻鼓」的制度，说东长安门、西长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外都设有鼓，「鼓台高一丈许，屋止一间，鼓止一面，凡天下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但有告诉谋叛、军机重务、密切重事，并人命冤枉，紧急重情，方许赴登闻鼓击鼓」，其他婚姻、田产、伤人等「民事纠纷」，不得击鼓，击了也不受理。但四面登闻鼓，只有西长安门那边设有值鼓官，可实时处理击鼓人的投诉，符合条件的，即发到内廷相关部门审理，不符合的，着击鼓人转到通政司奏告。通政司即通政使司，据《大明会典》卷二百十二，通政使司于「四方陈情建言、伸诉冤枉民间疾苦善恶等事，知必随即奏闻」，是专门处理人民申诉的部门，故又称登闻鼓院。至于须立即处理的紧急案件，王缜特别举出「遇秋后决囚之日，其囚犯子弟亲戚人等，击鼓诉状，则直鼓官一面以朱笔批守鼓校尉右臂，开其囚犯姓名，令其驰马前去市曹监斩官处，暂且留人，以俟请旨」。这就是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的，这边刽子手钢刀举起，正要下手，那边高喊「刀下留人」，原来不是「做戏咁做」。人头暂且留下，「一面具本封状奏闻，若准与辩理，或即便处决，或且严加监禁，亦即备抄旨意，与监斩官遵依施行」，也就是把案件上奏朝廷（「请旨」，理论上直达皇帝，实际应是下发刑部审议），不幸的，斩立决，有幸的，再加监禁，等待重审。这制度，还是较有人性，在明代中叶，仍严格执行，不像后世只是装饰一下门面而已（在清代，击鼓的先打三十板）。王缜所奏，为登闻鼓的运作留下信实的纪录，应该为史学家重视。
卷一余下各篇，如〈比试事〉、〈纠劾不职官员以谨天戒事〉、〈严内修以防外患事〉、〈内修外攘事〉、〈除大奸去大恶以防误国事〉等，都应是兵科给事中任内所奏，可见王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勇于承担的为官作风。
就在他上任半年后，王缜遇上宦途上第一次挫折，弘治九年四月十二日，他联同刑科都给事中庞泮（都给事中比给事中高一级）弹劾左都御史王越结交内侍，并申救因得罪岷王朱膺鉟被逮的武冈知州刘逊，结果「上怒，并下锦衣卫狱，十八日赦出，准罚俸三个月」。此王越能领军，虽功过相参，很得皇帝信任。他交结的应是太监李广，后李广因罪死，王越忧连坐，也一命呜呼。此弹劾王越一事，《明史》本传一开头便特为标出。第二年，他又联同庞泮劾奏太监李广和杨鵅贪污奸憸，又罚俸四个月。
虽然不讨好皇帝，但同僚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弘治十一年（）王缜三年任满接受评核（今之所谓assessment），本科（兵科）考语是「学问优长，谏诤得体，近侍三年，允宜书称」（称，称职），吏科考语是「志慎于操持，才称于建白（才干与言词相对称。建白，建议、陈词）」。年底，六科联合推荐他，说他「文貌言行堪使安南」，安南即今越南。第二年，王缜（领安南副使衔）与正使太子洗马翰林院侍讲梁储出使越南，朝廷特赐他一品服（给事中只是从七品）。行前，「礼部尚书王华偕同朝以诗序赠之」，王华，我们先前提过，就是王阳明的父亲。「比入境，国王郊迎具毡拜」，郊迎，就是到城郊迎接，以表隆重，又以类似今之红地毡相迎，王缜不吃这一套，「叱去之」（表示友好、平等），「并却所馈金」，当时认为他「得使臣体」。公事之余，他与安南「头目」时有诗唱和，见今集卷十八〈附交南遗藁（稿）〉。回国途中，顺道回乡省亲，他父亲淡轩公时年七十。
弘治十四年（），王缜三十七岁。大概因前一年出使安南表现出色，三月获升礼科右给事中。文集卷二有〈辞免职任事〉，就是要辞去礼部右给事中一职。查《大明会典》，给事中和左、右给事中都是从七品，在官阶上是平调，何以称为升？王缜何以要战战兢兢辞去？我不熟明代官制，不敢妄议。日后王缜多次获得升迁，据《年谱》，只是「不报」，不就任，文集中也再没有推辞官职的奏疏。王缜辞任礼科右给事中，据疏中所言，是因为「命下之日，外议纷纷……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实不可不畏也」。疏中又说：「臣赋性愚戆，与世寡合，内臣未尝亲识一人，宰政未尝私自造谒。」他表白未尝与内臣交结，不私下串掌权官员的门子，换言之，就是这样做的大不乏人。那么，「性愚戆」、「与世寡合」就确是王缜的自我真实写照了。王缜恳辞，朝廷「不报」，就是不答应，他只好在四月到任。
这年他六年任满，又要接受考绩，六科无考语，吏部考语说他：「沉静克谨于修为，切实屡陈于章疏。」就是说他不多言，但言必切实，行事也谨慎。这年八月，「差往南直隶清理各卫所屯田」，南直隶即南京，但他属礼部，清理屯田应是户部的工作，何以要他去做？有待高明指教。也许国家用人之际，管你什么部门，只要能干，什么事都找你干。卷二的奏疏，就是有关他怎样清理屯田。屯田是一国税收和经济的基础，因旷日持久，或界线模糊，兼并无忌；或肥瘠不分，贫富不均；或科派无度，军民不堪，这些都在王缜的奏疏中如实说明，提出改善的方案。
过了一年，王缜「题转礼科左给事中」，由右给事中调为左给事中，就不说升了，只是转。在礼科左给事中任内，主要仍是清理屯田，他也恪守本分，就国事向皇帝进言，如北京、南京屡遇大水，据我国传统，有什么天然灾祸，都被说成上天对人间执政者的警告，严重的，皇帝下诏罪己，饱读圣贤之书的臣子，也趁机劝皇帝多做好事实事。王缜自然也不例外，卷三所录，就有〈为恤民隐以回天意事〉、〈为陈言急切时政事〉、〈为水旱恤民事〉、〈为革淫巧以节财用事〉等奏章，虽然所言离不开轻政省刑、减赋税节财用，到底是犯颜进言，说不准上又怒，就是自讨苦吃。其中一篇〈为止无益以苏民困事〉，说有道士要盖龙虎山上清宫，皇帝即命内监率差官一员前去，与当地官员依式盖造，王缜上疏力言此举「未免重加搔扰，揆之理势，实有不可也」，最后他又加一笔说，有人指出孔圣庙也曾修理过啦，可不是，但：「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孔子之道，万世君臣父子实所仰赖，比之老氏异端之教，真天渊之不同矣。」这倒是只许孔圣粉饰，不许天师筑坛，善哉善哉。无论如何，江西龙虎山上清宫今已成旅游名胜，乃张天师张道陵的本宫云。
集中〈为止细布事〉恳切陈词，说税收从来不征布疋，现在开征，是「妨工伤农」，请皇帝「明白停止」，这是就苏州府太仓州的情况进言。在〈为水旱恤民事〉一疏中，王缜就松江征布情况再请「宽布缕」，但只是「宽」，没请求停止供布，据此，本传所言「有司征松江白纻六千疋，缜言纻非正供」一事，似乎是混淆了前后两疏的内容。〈为水旱恤民事〉说的才是松江的景况，其中指出松江因税粮太重，有司「比照北直隶山东等处布绢通行事例，使民办纳折粮布疋」，即准以布疋代替米粮纳税，王缜说「其法甚美」，只是「日久弊生」，一是随着纳粮的数量倍增，须缴纳的布疋数量也大大增加，百姓不堪负荷。二是本来春天纳粮，夏天纳布，后来因解纳稽延，官府急于交差，布也要在春天一并征缴，增加民众负担。三是起初有「解户」，每十户所缴，由「解户」统一办理，「岁解岁完，民不知苦」，可是「今则多被势家邀揽，或被光棍吓诈，并打点使用，动计费银万余两，终年累岁，不能取获批单，解户无奈，只得揭债，破家荡产」，这是说豪强大户或光棍黑帮，借包揽收纳为名，敲诈钱两，解户无力缴付，债台高筑，终致倾家荡产。于此王缜只是建议朝廷除了把须用的布疋存入内府，其余原本发给文武官员，或奖赏军士的，一律折算为薪俸或钱两发给，「则积弊少除，民困少苏」。这里不去打击豪强光棍，却只是间接把人民须缴纳的布疋减少，并没有要求「明白停止」，其实一样可以日久弊生，对纾解民困没有多大帮助。也许制度已定下来，只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夫。于此美中似有不足。
弘治十七年（），王缜四十岁，清屯事竣回京，吏部题升工科都给事中，都给事中是正七品，可以说升。第四卷收工科任内的奏疏，第一道〈为因讹言解众惑以宥言过事〉原来涉及一个颇有趣的故事。事缘孝宗皇帝年驾崩，武宗（正德帝）即位，为弘治修建陵墓，是为泰陵。构建泰陵时，在玄宫金井处忽冒出一道泉水。玄宫就是安放棺木的墓坑，金井是在坑的正中挖一个孔眼，以通地气，让遗体得以自然腐化，其福荫始得通于后代，否则全墓密封，形成「荫尸」，即尸体不腐，「鬼福」无法流传。金井出水，是风水大忌，吏部考功司主事杨子器在场目睹，当然要奏禀。太监李兴是泰陵的督工，捞许多的油水，金井出水，轻则停工，重则迁葬，大大阻住他发财，于是他命人偷偷堵住泉眼，诬告杨子器「诽谤狂妄」，皇帝大怒，「差司礼监礼工二部各堂上官员会同看验」，当皇帝差遣的人押住杨子器前去查看，自然一滴水也看不到，回去复命，于是御旨「将子器拏问」。杨子器被押前往陵墓视察那天早上，他自知凶多吉少，写了一首诗：
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为向楚王献玉的卞和，为一己信念而差点丧命，自然，当个忧天的杞人，也是绝对愚蠢。群臣虽然认为必须查明真相（首实），但知道真相又如何？大家心里明白可怎敢出声为他鸣不平？「众言不发」可并不是事实，至少有王缜发言。他在〈为因讹言解众惑以宥言过事〉说：「杨子器所奏水眼乃得之传闻，未敢指以为实也，但其所言轻率，不为无罪，而原其心，不过欲为久安之计耳，岂为身谋哉？……若复以言罪人，臣恐天下之人以言为讳，非惟有妨新政，实亦非国家之福也。」王缜虽说自己愚戆，其实蠢唔晒，最后他为自己垫了个底，说「所言者非为杨子器也，实为圣朝政体耳」。结果嘛，杨子器获释，回复原官，不过当然不是因王缜的直言。
说这故事有趣，不但因「剧情」峰回路转，也因故事的通行版本和历史事实不尽相副。一般的说法是杨子器亲眼看到金井出水，启奉圣上，督工太监李兴和主其事的工部左侍郎李鐩很气，认为杨子器好事多言，偷偷把泉眼堵住，反告杨诽谤狂妄。杨被捕下狱，皇帝命人押杨前去查看，杨行前赋诗一首明志。因预先做了手脚，一看果然滴水全无，回去复命，众人以为杨必死，太皇太后听闻此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于是杨获释，恢复原官。
网上的文字，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也大都不说明原始数据源。有实书可据的，是何木风的《来龙去脉：历代皇陵命运大揭密》，年崧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这里作者把太监李兴和李鐩说成合谋人，一个是不想断了发财门路，一个是想尽快完成工程好交差，于是一拍即合，把泉眼堵塞，告杨子器诽谤。于是皇帝下旨查勘，杨子器临行前赋诗一道云云。如此这般，杨子器入狱，最后获释。
我们不妨看看原始数据，就可以看到「后期制作」可以怎样把史实扭曲。但正如俞正燮在《癸巳类稿》论述泰陵事时所言，「其事史纪志不言」，的确，查《明武宗实录》，对这重要事件竟无只字，《实录》只是说：「营建大行皇帝陵于天寿山，荐名泰陵，敕太监李兴、新宁伯谭佑、工部左侍郎李鐩提督，发五军等三营官军万人供役，仍命科道官各一人点视。」俞正燮说，此事止见于《日下旧闻》，此书为清初学者朱彝尊着的北京史志，及后学者加以增订，成《日下旧闻考》，其中卷一百三十六就提到泰陵出水事，并引录两条资料，一是祝允明（枝山，-）的《九朝野记》，一是孙绪（-）的《无用闲谈》。《九朝野记》有宣统三年（）时中书局四卷本，和《历代小史》卷七十九所收一卷本（题为《野记》）。可查这两部书，都没有相关记述，倒是见诸陶珽（生卒年不详，万历三十八年（）编的《说郛续》卷七。《说郛续》收的是历朝笔记的节录，所收《九朝野记》只有七条，可巧正有泰陵此事，文字也比《日下旧闻考》所录略有不同但更为优胜，人物的口白尤其生动传神，尤其是把司礼太监的话化为今天的俗语更妙：「大佬，唔使郁手系哗？」他又请杨子敬喝茶，可见太监也有好人。太皇太后（宪宗皇后）的话也活像从她口中说出，比其他版本所记「无水则已，何必罪人」自然得多，应该信实。《说郛续》卷七所录原文如下：
乙丑冬初建太陵，时都下盛传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杨公子器直言其事，时督工太监李兴素有殊宠，势焰熏灼，遂下杨锦衣狱，莫敢救。适有起复知县丘太（应作泰，本条所有「泰」均写作「太」），莆田人，到京上疏言：「杨某此奏甚有益，盖太陵有水，通京师皆云，使此时畏而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灵气，不开则抱终天，今开看无水，此疑遂释，故云有益。」寻遣司礼监押杨往，众谓必遭兴毒手。及至，兴率奴客骂詈，欲捶杨，司礼太监萧敬则曰：「水之有无，视之即见，李哥何必粗躁。」取茶出曰：「杨先生来换茶。」又顾李曰：「士大夫可杀不可辱。」遂得免。杨辨论不少屈。回奏无水，杨谤甚重，众谓杨必死。在狱对语甚壮，在狱中口占述怀诗数篇，意气如平时。事传禁中，太皇太后闻之曰：「他秀才官说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没水便罢，如何只要摆布他。」遂得免罪还职。
另《沙溪集》卷十二所收的《无用闲谈》，与《日下旧闻考》的引录也略有不同，这里录《沙溪集》本原文：
泰陵金井内水孔大如巨杯，水仰喷不止。杨名父（杨子器字名父）亲见之，归而疏诸朝，请易地。事下工部汤阴李司空鐩，怒其多言害成功，阴令人塞其孔，以诽谤狂妄奏。命锦衣官校枷杻押赴陵所验看。名父身亲三木（身上的枷锁），朝辞，〈候驾诗〉曰……。其志亦可怜矣。孝庙圣体竟葬此中，言之可为寒心，李司空居官风采澟澟，晚年尤刚劲不阿，独此一事不惬人意。
我们总结一下。首先是杨子器言泰陵出水，是得之传闻还是亲眼目睹？祝允明没有明言杨是目睹，按文意是说杨把传闻如实奏禀。孙绪则实指杨「亲见之」，到底哪个说法对？回到王缜的疏，他说杨子器所言只是得诸传闻，按理说，如果杨是目睹而你说成耳闻，就是欺君犯上，轻则屁股受罪，重则脑袋搬家，话是不可乱说的。所以应可确定杨子器并没有亲眼目睹出水事。这样，督工之一的李鐩才会生气，虽然确有其事，但唔出声冇人话你哑，所以一方面做手脚，一方面参杨诽谤。《无用闲谈》说堵塞泉口的是李鐩，《九朝野记》没有明言堵塞事，但可推想非李兴即李鐩，现在讲故事的人都说二李合谋，恐未必是。查李鐩素与太监，尤其是刘瑾不合，最后也因太监迫害而辞官，应该不会与太监合谋害人，但隐瞒事实，嫁祸同僚，算是失德，所以孙绪说「李司空……独此一事不惬人意」。此外，杨子器作诗一事，孙绪说是被押解前往皇陵视察前写，祝允明则说是在狱中赋述怀诗数首，应以祝说为是，这数首，应包括「谁与朝廷决大疑」云云一首，他神气自若，又以诗明志，这样才会触动太皇太后的注意，为他开脱。
值得一提的是，祝允明此文甚妙，从中可看出明代官场的许多问题。他两次提及「众谓」，可知此事一直有人指指点点，可都是「食花生」，看热闹，无一人敢说句公道话。王缜的奏疏无疑是一道清泉，洗去官场的一点污垢。可是那一口泉眼给堵死了，果然没有给先帝子孙带来福荫，明代国运，也由此一落千丈云云。
言归正传，在工科都给事中任内，王缜也尽力争取减省营造，纾缓民困。事实上，兴建泰陵时，李兴以运输困难要求确外拨款，朝廷因内库空虚，只好向地方抽调，可见大明皇朝只剩一个躯壳，只靠一些正直忠诚的臣子撑持着。也所以，有王缜这样能干的官，朝廷又岂会轻易放手而必然用尽他。正德元年（）吏部命外转山西右参政，明年，改云南左参政。左、右参政大概是从三品官，由都给事中的正七品到从三品，做了十四五年的官，算是拾级而升。正德四年（），王缜四月自云南起程上京进表，却收到圣旨，指他在工科左给事中任内建言不当，要罚米共四百石，但罚得奇怪，其中三百石要赴宣府缴纳，一百石赴大仓缴纳。宣府约今河北宣化，大仓约今甘肃张掖，也就是说，由西南直上西北，在北方绕了大半个圈才到北京。这一走足足用了五个月，九月才抵京。原来是他在工科任开罪了太监刘瑾，隔了四五年才来秋后算账。这犯过要纳粮抵过的「罚米法」，据说正是刘瑾在正德初年的发明。如《国朝献征录》所言，他的薪俸不足缴纳罚米，要变卖家产来抵偿。王缜十月出京，月中长子去世，才二十岁，但他要到十二月才得到讣闻，十分伤心，说自己福薄，致长子夭折。《年谱》说这年「寻以瑾诛，擢云南右布政使」。但刘瑾被诛，是在正德五年八月。
正德五年二月，王缜上云南右布政使任。朝廷随即几次推升他，推升就是未经考满就把官员升迁。先是推升顺天府府尹（北京市市长），再推升湖广巡抚都御史（地方最高长官），以及南直隶巡抚都御史，王缜「俱不报」，即不赴任。都御史是正二品官，以王缜过去的做法，可能是谦让不肯接受。第二年，转福建左布政使，那才赴任，但到十二月，又升都察院副都御史。正德七年（），特授巡抚南直隶应天苏松常镇安庆池州太平等十一府州。我们单看那长长的一串地方名称，已经头痛，王缜还要去「巡抚」，以他的事必亲躬，躬必尽责，可真是件苦差。他四月初四到任，六月「巡视到太平等府，感冒暑热，得吐血症」。吐血是身体出了大问题，若在现代，请病假一两个月休养不成问题，但在封建时代，不是可以随便让你放长假，尤其是七月发生了大事，「流贼」刘七，由山东起事，一路打到镇江，有窥南京之意。卷五有关贼情的奏疏凡五起，从题中所用「紧急」、「传报」、「飞报」等字眼，可见形势凶险。说紧急，是因为贼多势众，而当地军民久疏战阵，无力抵御，因为王缜奏请朝廷遣调精锐部队前来剿贼。看王缜的报告，贼船大者往往二三十艘，细者不计其数，一出动就五六百人，声势不可谓不浩大。王缜详细报告了「剿匪」的经过，力言军民拚死合力，消灭流贼，尤其是除去刘七，才使地方暂得安宁，自然，许多无辜的百姓也牺牲了。贼到底清剿了，朝廷赐予「银三十两，纻丝三表里到太平府奖励」。纻丝即缎，明代赏赐臣下丝绸布料，通常是表里（面料和底料）搭配，如缎面绢里。纻丝即缎，依例表里计，三表里即底面缎料各三匹。王缜当然不志在这些物质奖励，他立即上疏「乞骸」，「乞骸」即「乞骸骨」，官员年老或多病，乞求退休回家终老，谓之「乞骸骨」，在〈为乞恩休致事〉疏中，王缜声泪俱下说：「臣因追贼往来，感冒风暑，四肢酸痛，两耳虚鸣，痰气拥发，时吐血红，饮食减少，寝卧不宁。」依病状看，似是患了俗称肺结核的肺结核病，多是积劳成疾。这是他第一次请辞，不成功。他此疏其实犯了技术上的错误，先前他要辞去礼科给事中的〈辞免职任事〉一疏，也有相同错误，就是过分谦逊，反而给人不良印象，觉得太虚伪。前疏云「臣才望不踰于众，资格犹浅于人」，说自己才能、名声、资格都比不上别人，固是谦词，但这么一说，言下之意，说得粗俗点，岂不是暗嘲举荐的人「我咁冇料你都升我，盲的吗」？同样，此疏言：「况南畿重地，委任匪人，加以多病，职务欠举，此臣所以恳切而不能自已也。……若不自陈，非惟致误重务，终是有防贤路」，可是你刚打了胜仗，却说朝廷「委任匪人」，说自己「职务欠举」，怎说得过去？换了我是吏部官员甚至皇帝，我也不会让你胡诌几句就轻易脱身。
正德八年（），王缜四十九岁。前一年刘七刚除，这年二月来了个更强蛮的「姚洞贼王浩八」，打了两个月，「才各殱灭」。剧战一场，仗才打完，王缜又「触热吐血，头疼耳鸣，手足麻木」，于是「哀疏乞休」。同样，不批准。这一年过得实在辛苦，据〈年谱〉，年内他向皇帝再递上两次辞呈，自然都不允许。其中一次，是「以干清宫灾，奏自劾不职，乞休以回天意」。干清宫灾，应是指干清宫大火，时间应是正德九年（）正月，宫里因元宵赏灯失火肇祸，干清宫损毁严重。年谱系于正德八年，似有误。无论如何，遇上巨灾，皇帝按例又下诏罪己，并要臣下一同「修省」。王缜趁机上〈为自劾不职恳求归休以回天意事〉疏，同样，他把自己踩得很低，说自己做什么都不成功，故朝廷应加罢黜以回应天意。如先前所言，这同样是犯了技术错误。朝廷以他「素有才望，不准辞」。
正德九年六月，王缜母亲去世，按例回家守丧，到正德十一年（）冬守孝完毕。所谓三年之丧，一般不用守足三十六个月，守了二十四个月，再多一个月就算三年，即共二十五或至多二十七个月。这可能是他为官一生较清闲的岁，但这些日子很快便过去了。这一年王缜五十二岁，他父亲淡轩公八十六岁。
正德十三年（），「题升工部右侍郎，不报」。这「不报」，跟先前的多次不报一样，其实会给朝廷留下不良印象。「不报」的背后，可能牵涉到不少利益计算，虽然就王缜而言，应是出于谦逊，但不管原因是什么，「不报」有点跟朝廷过不去，《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一录冯琦（-）的〈序俸议〉就提到：「夫铨部有所推择而不报者，不信铨臣也；廷推而不报者，不信廷臣也。非但不信推者，亦不信见推者。」铨选部门（如吏部）推举你，不报就是不信推选部门，廷上大臣推举你，不报就是不信廷臣。末二句说得尤好，不但不信推举你的人，是被推举的你自己也不相信，你不信自己，朝廷推举你，岂不信错人？怎说得过去？
不报不报还须报，朝廷又「起为湖广行都司巡抚郧阳，并荆州襄阳河南南阳陕西汉中西安各府所属州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广，所负的责任越来越重，王缜仍是「具疏乞终养」（侍奉父亲终老），朝廷当然不允，并且要求他爸爸「责令扶病赴任」。出动到父亲来压他，他只好赴任。这年，素来喜欢出巡游玩（有一次倒是御驾亲征，与蒙古兵正面交锋，还手刃敌兵一员）的正德帝不理群臣反对，西出居庸关，经宣府，到大同，渡黄河，至榆林。皇帝出巡，自然劳民伤财，地方官员为了讨好皇帝，都搜括奇珍异物上呈，这次甚至有人要呈上活虎豹，王缜下令禁止，并惩罚带头的人，他说，如果有人认为百姓有什么做得不足，罪过由我负责。正德皇帝在历史上出了名的荒淫无度，「豹房」是他特设的一个行宫，其中自然少不得美女，原来也有真的虎豹，他既与妇人纠缠，也爱跟虎豹搏斗，都是名副其实的肉搏，此所以有人要献活虎豹。
刚西巡过了把瘾，正德十四年（）又要南巡，群臣反对空前激烈，武宗的反应也极度无情，给打死的大臣不下十数人。皇帝无奈暂息南巡大计，可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天给他还心愿的大好机会。这年六月，宁王朱宸濠据南昌起事，挥军直指南京。正德名正言顺，御驾亲征。出发不久，王守仁飞报已擒震濠，正德大感没趣，把消息压下，继续上路。乱其实已平，武宗可安心玩乐，正德十五年，群臣赶到南京，于元旦日在这最初的首都朝贺。自迁都北京后，武宗是首个驾幸南京的皇帝。八月，上演「献俘」活剧，把早已就擒的宁王在广场上放了，皇帝亲手把他捉回来。到月中，南巡年多的正德北返，途中经过淮安，正德自驾小艇捕鱼，下水受凉，正德十六年（）三月终于豹房。与此同时，王缜也走过他最后的岁月。
在提督湖广郧阳任上，他冒死为因劝阻正德南巡的同僚进言（〈为陈言激切事〉），说他们虽然「陈言激切」，「不过忠爱陛下耳」，请皇帝接讷忠言，最后他大胆重提许多人为此遭殃的话，要求皇帝：「将直隶山东等处伺候人夫马匹，尽行放回耕种，以示再无巡幸之举。」宸濠作乱，他听闻宁王有异动，以陨、襄亦用兵之地，这带人民也人心惶惶，他预作布置，「发令征兵练卒，广储积，招逃亡」（〈梧山王公神道碑〉），于是民心悄安。这也是王守仁在〈序〉中说的：「洪都之变，公首设方略为犬牙交控之势以扼其冲，不逾年，逆濠成擒，天子得纾南顾忧者，公为之傋也。」他认为是王缜的预防策略牵制了叛军，令逆濠彻底失败。虽有美言，但不离事实，此外，他又具名举荐能干的文武官员，在在证明是个行政能力极高的官员。也无怪乎他再次请辞，一样不能成功。
退休不成，朝廷又升他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再隔一年，正德十六年，又以侍郎署理南京大理寺正卿。这年他两次疏陈乞休，都不允。武宗大去，世宗即位，翌年改元嘉靖，王缜向今上进呈治国良方，「多见采纳」。可是，他要辞职，又是失败。接下来他改为申请不加薪，「疏辞前所升俸」，正德九年他因前一年平定乱贼王浩八，「旨下升俸一级」，现在他说不要加薪了。六年前加的薪，到这年才辞，不知是何缘故？是有点恼火吗？也许有一点点。王缜自有他的解释，说当年升俸之后，遇上母丧，停职三年，复职后又一再转调，获加的人工一直没有领取，本来是要辞免的，「恐涉矫俗之僻」，现在嘛，「遇圣明而隐，终非守身之义」就是说，当时若辞掉升俸，会显得故意违俗而行为怪僻，现在新的圣君在位，若不坦白表明，就有违立身处世的道义，所以我就说了。话说得比较漂亮，朝廷彷佛有心斗气，你要退休不行，要减薪，为国家省钱，批准，「上嘉廉退，允之」，王缜罕有地得到他要求的东西。其实，他心底里是不是要说：加我少少人工是想收买人命吗？我要命，不要钱。
嘉靖二年（）四月，拜南京户部尚书，这是王缜一生最高的职位，虽然仍一再请辞，又一再不准辞。时南京闹饥荒，他抱病赈灾，请发内库金五万，内库发不足，他用尽自己的薪俸凑数。很可惜，「公日夜焦劳，病增笃，八月十七日卒于官」，年五十九。第二年正月，他父亲去世，年九十四。
王缜的一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上疏乞退休也相当频密，由正德七年因吐血请辞，到嘉靖二年最后一次辞呈，据〈年谱〉所记，共辞十次，文集所录的乞休疏也有七起。最后几起，可说是声泪俱下，但朝廷一律不许。我们另看《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五正德十三年杨廷和的乞休疏：
大学士杨廷和言：「臣以衰病乞休，凡六上，词已穷矣，情已尽矣，诚不足以格天信，不能以自达，哀鸣虽切，俞音未下。近于六月二十九日，又蒙特遣鸿卢寺左寺丞翟宗仁视臣病势，臣委因忧劳之余，积成衰惫，兼以伤寒之后，发汗过多，遂至痰火上攻，精神恍惚，饮食减少，气体益虚，梦寐之中或作谵语，影响之疑，便成惊悸，药常在口，身不离床，似无平复之期，敢有生还之望？近以告满，三月已移吏部住俸，用是备沥愚衷，再申前请，伏望皇上宥臣积尸旷之罪，许令休致，则桑榆未尽之年，皆天地再生之赐也。」诏曰：「大臣之义当以身体国，今四方多事，卿岂宜累次引疾决求休致？宜照前旨，更加调理，亟出供职，以副倚毗之意，再不必辞。」
杨廷和（-）领大学士衔，即内阁首辅，等同宰相，武宗崩，无子，是他与内阁重臣策立世宗朱厚熜。据此疏，杨廷和乞休凡六次，都不准，但皇帝知道他病，会得派人去探视，诏中又说，叫杨廷和加以调理，便可复职，不准再辞。同卷也收录了几名大学士的辞呈，但「上皆温旨慰留之」。皇帝对王缜的乞休似乎冷漠得多，就只是一味不准，虽然王缜的地位与杨廷和差很远，但一句慰留的话也没有，实在说不过去。官场到底还是个权势先行的地方。
读《梧山集》前十卷，我们陪同王缜走过他艰难的官宦一生。他由三十一岁上京当官，至五十九岁卒于官，期间只有三十六岁出使安南后顺道回乡，以及五十岁母亲去世回家守孝，都一直在中央和地方工作，再没有回过东莞。读他的奏疏，可见他忠君爱民，实事实干，是个十足十的「官模」。明代制度有许多缺陷，但在基层的用人方面，似乎还有点分寸，王缜本来可以退休多活几年，朝廷抓着他不放，也算有用人之明。那制度的运作，当由专家去说。
回到《梧山集》，前十卷是奏疏，之后两卷是序，卷十三是引、跋、箴、铭，都是实用文体，明代文人流行的直抒性灵，在本集里找不到半点踪影。内容往往是弘扬圣人之道，导乎君主之路，推许爱民之心。这些文章可贵之处不在文辞，而在其风操。虽然，以现代的眼光看，王缜那种每饭不忘君，凡事离不开匡时救俗的道德感，会教人吃不消。集中有数篇送同僚退休的序文，他写时相信百感交集，但没有流露半点羡慕的感情，相反，他鼓励那些退休老人居江湖之远而不忘其君和人民，如〈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廖公致仕序〉，文末他要求廖公「凡上可以翊国政，补衮职，下可以化乡闾，正风俗者，悉敷绎以匡斯世，若富郑公之集谏章，文潞公之表耆英，此则大臣始终之大义也，龙湾之乐，其后矣乎」。他希望这位廖公虽然退休，但只要有可以辅助（翊）国政，裨益（补）皇帝（皇帝穿衮衣，衮职即指皇帝）的事情，都要铺陈寻绎（敷绎）以匡正当世，就好像富弼（北宋名臣，封郑国公）敢于进谏（《富郑公集》收录其谏诤文字，临终仍草遗疏，提呈治国之道），又像文彦博退休后召集七十岁以上的老干部组成「耆英会」，虽然旨在饮酒言欢，难免仍触及国是。所以嘛，龙湾退休之乐，还是日后再说吧。这位廖公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海南龙湾人廖纪（也以龙湾为号），为官正直，和王缜是同一路人。嘉靖元年由南京吏部尚书转南京兵部尚书，他不是全因病请辞，而是卷入世宗要尊自己父亲为皇考而廷臣认为应以武宗的父亲为皇考引发的争议（史称「大礼议」），为人弹劾，乃托病请辞，嘉靖三年复出为官。退休了还要为旧老板操心，可真有点不是味道吧，但在那时代，这思想可以理解而且可以说是相当可贵的。
应该说，王缜的文章虽然四平八稳，稍欠跌宕的风致，但并不呆滞平板，看得出经过刻意经营，前后呼应，点到即止，有让人思考回甘的空间。如〈题包孝肃族谱后〉：
缜童时闻包孝肃公名，如在世然。比长，读宋史奉议（疑应作「奏议」），益壮公之节气，今临庐拜祠下，又得见公之遗像舃履，以及世系之详，所谓异世而相感，信夫。九京可作，吾谁与归，因抚卷而为之三叹。
文章很短，显然承袭韩愈〈祭田横墓文〉的笔法和用字。包孝肃，大家都应熟悉，即包公、包黑子、包拯。「抚卷而为之三叹」，叹什么？读者自可领会。杨一清〈梧山王公神道碑〉说他「文嗜雄古似昌黎」，可不是虚美之言。
《梧山集》卷十四至二十收的是诗，五、七言绝句一卷，五律一卷，七律二卷，五言长诗及七言长诗各一卷。不像文集的奏疏部分大致按年排列，诗只分体裁不按年月，很难看出思想脉络和生平发展。与文一样，王缜的诗自难与当世名家相比。像诗集开头的这首：
正是南风天，故作北风景；
客馆不成寐，展转发深省。
——〈夏至遇金陵贡院天气犹凉风声如秋有感〉
应是写与任职南京初期，诗平白浅露，后二句与前二句挂不上勾，很难说是好诗。王缜是岭南人，为官之初在北京，来到南京还不十分习惯当地的气候。南京为中国四大火炉之一（近十数年已跌出四大之列），我八十年代初夏天去过，日间的确很热，晚上比较凉快，但下过两，天气立即转凉，由三十多度变得只有廿多度，真的有点北风景。香港有时早晚温差也很大，对这种变化不会发什么深省。东莞可能不会有这种气候，因此王缜特别「有感」，「发深省」如改为「思故乡」（不管格律问题），可能比较相关。
在内容上，王缜的诗与文一样，道德感很重，但诗毕竟以抒情为本色，可容许更多言情写意。以王缜为人的方正，以空灵为上的绝诗非其所长，故卷十四顶多只能说是偶有足观。但我们会注意到，他在诗中抒发的思家之情如此真切，无论文字的工拙，都款款动人，比他的文字更富感染力。如这两首：
七载长安未到家，白云长望驻天涯；
今朝纵有登高兴，为望孤云不为花。
自从通籍傍皇家，归梦终宵绕海涯；
遥忆故园登高处，几秋辜负此黄花。
——〈次陈公远重阳绝句五首〉之一、之二
陈公远即陈文郁，王缜女儿的家公，亦即他的亲家。长安，借指北京。若以弘治二年冬启程上京，次年应考不第（弘治二年），留京再考，六年成进士获授京职，七载长安应是到了弘治八年。第一首「云」字两见，严格来说是个瑕疵，但末句「为望孤云不为花」比照李白的「浮云游子意」（〈送友人〉），又别出新意。「浮云游子意」是说游子的情意随浮云而飘忽远逝，这里说登高不为赏花而为看云，何以要望云？孤云喻自己独自在外，望云是希望浮云把自己的思念带回故乡。情意的转折，于此恰到好处。第二首结句也甚佳，同样是转用古人意：「遥忆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古时登高时得佩戴茱萸，诗人在外，遥忆家中兄弟登高时，当因少了他一人而有所怀念（亦如他怀念他们）。黄花，指菊花，辜负黄花，是说故园秋菊没有他去欣赏，开得灿烂也徒然。
古时当官，就是把命奉献给国家（亦即皇帝），王缜自然也不例外，但他官当得认真，因此也当得分外辛苦，但他很少自怨自艾，这首算是少数的例外：
天长过宝应，野宿两昼余。
世味尝来饱，湖光入望虚；
穷途悲院籍，多病哭相如。
报国成何事，霜侵两鬓疏。
——〈自天长县至宝应途次小路甚艰偶作〉
诗应是王缜巡抚应天、苏松等府时所作，有两天只能「野宿」（住不上客栈），可见路途荒僻。晋时阮籍，出外不喜欢走大路，专挑小路走，走到无路可行（途穷），就哭。这时，王缜感受到了阮籍悲哭的困境；汉司马相如有消渴症（现称糖尿），体常虚弱（杜甫诗：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茂陵即司马相如），这年王缜患了吐血症，跟司马可说是同病相怜。末二句感慨很深：以身报国为的是什么？又做出什么成绩呢？只落得两鬓添霜，头发稀疏而已。就官运的穷达而言，王缜要比诗中提到的两位古人要畅顺得多，仍要悲之哭之，可见疾病对他的折磨和他内心的古闷。
当然，说到报国，王缜仍是满怀热诚的，如：
元年元日里，拈笔试东风。
正德光华异，长安歌吹同；
逢人多献岁，得句每呼童。
从此星辰转，天清日正红。
——〈正德纪元元日次许启衷韵〉
正德改元，他对新皇帝充满期望，心情少有的轻快。正德五年，他上云南右布政使任，治所应在今昆明。云南气候怡人，土地富饶，加以如〈梧山王先生政绩记〉所言，「出参云南，藩政已复」，说的是困扰历代帝王的藩镇问题，经过明初削藩和整顿藩政，藩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政治相对稳定，王缜在云南应是他为官最写意的日子，诗也写得轻快：
水清鱼自跃，沙暖鸥争眠。
一望凝（应作「疑」）无地，孤舟似上天；
光摇彭蠡月，波压洞庭烟。
忧乐江湖意，临流亦快然。
——〈游滇池〉
第五、六句用字颇巧，彭蠡即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湖，诗人把鄱阳湖的月、洞庭湖的烟移到滇池，其烟波万顷之状，立即浮现在读者眼前，令人暂忘忧乐，得到一刻的快意。从诗中也可见，他在运意炼字上，确下过一番工夫。
不过，安乐的日子总是不长久，过了年多，王缜转调福建，再巡抚南京、应天等，开始了他的剿匪生涯，之后就职湖广，最后回到南京，可说疲于奔命，最后卒于官。我们单看他南北奔走，也够累的，但无论在文在诗，他大都保持昂扬的精神，偶有怨艾，也足见他不矫揉，有直抒怀抱的开放胸襟。读这两首，不得不教人对他的品格肃然起敬：
白衣苍狗日纷更，世态如云岂足惊。
直以行藏归造化，休将得失计平生；
百年滚滚谁非梦，何事栖栖独为名。
物理细观歌不尽，临流一曲渥缨清。
——〈次韵答陈公远〉
秋尽风高露气凉，黄花犹恋旧重阳。
孤芳自许霜前傲，晚操何如节后香；
惯与乔松同结社，懒从浓李共班行。
细看不信人心别，更觉今朝气味长。
——〈十月菊〉
「百年滚滚谁非梦，何事栖栖独为名」，说得何其透彻；「惯与乔松同结社，懒从浓李共班行」，又是何等孤高。王缜多在地方转悠，未能在朝中广结人脉以利升迁，或者正是这种个性使然。
我们再看这两首：
柳媚莺娇斗早春，长门风景一时新。
自从春去无消息，孤负长门作赋人。
忙忙风信报榆秋，隐隐星河隔女牛。
何似巫阳山梦稳，朝云暮雨正悠悠。
——〈宫词和工科林粹夫韵二〉
「宫词」是一种特别的读体，顾名思义，专写宫廷生活，起初主要是写宫庭和乐，粉饰太平，其辞离不开雕琢旖旎，后渐渗入幽怨，有所寄托。这里两首应是王缜在京任职时期所作，大概也是比较平静的日子，所以有闲情和同僚唱和宫词。「柳媚莺娇」、「巫阳山梦」，用字正是宫词本色。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暗寓望君不至的哀愁，武帝读后大为感动，陈后复得宠云云。诗反用其意，说春来风景一时新，春去不复来，任你文字写得怎么漂亮也没用。同样，第二首也是反说，牛郎织女一年一遇，那比得上那巫山神女（巫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其乐无穷。这是暗讽正德之荒淫吗？不会的，只是一时写来玩玩而已吧。
再结合末卷的五、七言长诗，实为五古、七古，王缜诗作可谓众体俱备，他以立德立功为最高目标，或无意于入诗人之列，诗倒写得用心，没法与名家相比，但可读的也不少，至少比他的文有趣。
结语
才识浅薄，读《梧山集》大概就只能读出这样子的皮毛。认真的读，应该读出明代中叶日渐衰落的政治和社会根源，这才是读书的乐趣所在。东莞市厚街镇人民政府重视本地文化，对乡先贤的著作多方搜集整理出版，实在难能可贵。《梧山集》采用传统样式印行，用现代印刷技术重现古籍的优雅和质感，尤其是一大功德。司马光读书从不让手指触及书页，边走路边读书就用木板托著书，不像我们随意的把书卷起来折腾。这套《梧山集》放在面前，才了解司马光那样子对待书的原因，因书美得令人不忍把拈着书页翻来覆去。
《梧山集》初刻于嘉靖初，二百多年后，到乾隆二十九年（）才再次刊行，接下来光绪四年（）和民国十六年（）均有再版。嘉靖版恐已不存，乾隆版也相当罕见，现见存于中山图书馆。现在广陵书社复刻的这部，以民国版为本，以光绪版参校，其中纰漏并斟酌订正之，应该是足与民国、光绪并驾的版本。王先生端正磊落，勤政爱民，他的后人也能秉承家风，文化厚积，先祖遗集得以流传，殊可敬佩。
虽然其文集中的内容只是一知半解，但读其书，庶几可想见其为人，不但可想见其人，还可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概况，开卷有益，打开《梧山集》就是最佳说明。当然，如果要更好的了解书中细节，还有更多更多的书等着我们去读呢。
（全文完）
小编后话
年修复了王缜夫妻的画像，年协助鳌台书院出版了王缜的《梧山集》，这过程经历的一些人与事，总让我觉得世上有缘分一说。
当初请许先生校雠《梧山集》，先生多次在邮件中表达对王缜的钦佩，说不认真做书对不起“辛苦命”的他。书籍刚面世，先生某天便甩给我两万多字的“读后感”。拜读完毕，既感动于先生对此事的认真，也欣佩于先生的墨水。先生行文，如其人，生猛，鬼马，精灵。
许先生何许人也？全名许迪锵，祖籍广东，网上搜到的简单介绍为“香港浸会学院毕业。曾任《星岛日报》编辑及教科书出版社顾问。公余积极参与文化及文学活动，为素叶出版社总编辑。出版《南村集》、《形势比人强》等著作多部。”先生低调总不愿留名只愿逍遥自在，如若您也喜欢他的文字，可以